進入灰區前的最后一道標識牌立在一塊風化的臺階上,字是新的,底色卻是從舊牌翻刷而來,灰漆薄,底下“幸福許可”的舊字影若隱若現。夏堇停了兩秒,伸出指腹摸了一下漆邊,指尖沾到粉末,她沒說話,繼續往前走。
進線之后,街道忽然“規整”起來。路面被掃過,垃圾被集中成小山,墻上張貼著統一幅寬的告示:灰色憲章試行稿、登記流程、違規與申訴。風仍在吹,但聲音被許多低功率的擴音器分割成一格一格的背景噪音。阮初看了眼手表,擴音器每十五分鐘播一次“溫和提示”,提醒居民按區塊到“許可站”做初始評估。
許可站設在一棟舊教學樓里,玻璃換了,門口有志愿者和治安員。志愿者穿布質背心,微笑里沒有訓練過度的僵硬;治安員袖標是灰色的,通訊器很小,像不愿引人注意。走廊兩側的公告欄貼著一張流程圖:先登記身份,再測“痛閾”,最后領取三種許可之一——“安全許可”“安眠許可”“表達許可”。后面小字解釋:三種許可可以疊加與調整,但需要“風險管理評估”。
“把痛分三類管理,聽起來像把河分成三條走。”聞敘低聲說。
“如果他們能做到‘不溢’,”阮初說,“這套系統就有存活的可能。但代價是,河再也不是河。”
一位站內工作人員走過來,約四十歲,面相疲憊卻不兇。他禮貌地示意:“清醒者?第一次來?如果愿意,請到這邊了解憲章要點。”
他們被帶到走廊盡頭的小教室。黑板擦得很干凈,臺上擺著一本厚達兩指的灰色冊子——《灰色憲章·試行》。男人自我介紹姓沈,曾經做社區心理輔導,現在負責講解。“我們不是夢權,”他先說,“我們只想讓人活得不那么亂。”
“所以要發許可。”夏堇開門見山。
沈點頭:“是。‘安全許可’是承諾最低的公共保護,食物、電、夜間巡邏;‘安眠許可’是為極端人群提供藥物與監督休眠,但必須自愿;‘表達許可’是允許在規定場所表達憤怒、悲傷、意見,避免集體恐慌和暴力。”他說到這句停了停,“我們學到了——把東西藏起來,最后會在夢里爆炸。”
“你們測‘痛閾’怎么測?”阮初問。
“問卷、面談、簡單生理指標。我們不讀取記憶,不重寫,不接入任何殘余夢核。憲章第三條明令禁止。”
“問卷誰寫的?”聞敘問。
“我們,”沈苦笑,“也許不完美,但比把問題交給一個看不見的神強。”
夏堇翻了兩頁《憲章》,紙張纖維粗糙,像是從舊倉庫里翻出的庫存。她停在“表達許可”的條款上。條款規定:在指定“安靜場地”,個人可以在每日固定時段自由表達“負性情緒”,他人不得干預與錄制,治安員在遠處巡邏,不靠近不勸離,現場不設攝像。
“你們給憤怒劃了一個小時。”她抬眼,“剩下二十三小時呢?”
沈沉默了幾秒。“我們也得活。”
“活不是按小時算的,”她把冊子還回去,“是按有沒有人能在凌晨三點哭,哭完不會被帶走算的。”
教室外有人爭執。一位年輕母親抱著大約七八歲的男孩,想領“安眠許可”。男孩不愿意,低聲重復“我不睡”,母親眼神發紅:“他睜著眼會看到……那些走掉的人。”治安員保持距離,只提醒:“女士,自愿才有效,我們不強迫。”母親把目光投向講解室,聲音很輕:“你們到底能不能管?”那句“管”,像把舊時代的影子又拉了回來。
沈露出難言的表情。他是這里的“解釋器”,卻不是“裁判”。阮初走到母親身邊,只問了一個問題:“如果今晚不睡,你有地方陪他嗎?”母親怔住。她說有,家里還有個小房間,窗戶打不開,但有燈。阮初點點頭:“那先回去。明天再來。許可不是一次性的決定。”她沒有替站方回答,也沒有讓孩子“應該睡”,只是把選擇往后退了一步。
“你們不是要登記嗎?”沈在門口問。
“我們不登記。”夏堇說,“我們在看。”
“看完呢?”
“看完就走。”
“去哪?”
“去沒有牌子的地方。”